在75年的生命歷程中，他亦悲亦狂，亦文亦武，亦官亦俠。年輕時是個足跡遍布印度和中國的浪蕩子。西班牙內戰(zhàn)期間，是一支志愿飛行隊的首領；二戰(zhàn)期間，以作家身份會見過斯大林，又做了抵抗組織的上校，駕著坦克赴前線打仗，曾經被捕，被假槍斃，也曾經負傷，逃亡。戰(zhàn)后又追隨戴高樂在政府里出任文化部長。
安德烈·馬爾羅（1901－1976）滿一百歲了。他本是浪漫和英勇的化身，決絕與良知的標志，如今竟化作一縷傳奇的云絮，飄浮在歷史的風煙中。
馬爾羅在66歲的時候，別出心裁地寫了《反回憶錄》（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他對自己毫無興趣，童年、婚姻、家庭，統統不著一字，因為“生命中最銘心刻骨的時刻不在我心里落戶。這沒有什么。面對未知領域，某些夢想比起回憶更有意義。”他反回憶錄之道而寫之，只關注那些人類性命攸關的時刻，摹寫那些關乎人類前途的星辰。之所以說“反”，是因為這本書回答了一個回憶錄不談的問題，而不回答那些回憶錄論述的問題。群體命運遠遠高于個人悲歡。求解歷史與生命的謎團，發(fā)掘具備史詩品質的東西，最大限度地清理自我，以微言寄托大義，以個體的名義為時代作筆錄，對一個作家來說，還有比這更要緊的使命么？為將來的讀者寫書，是馬爾羅的初衷。這是一部標新立異之作。面對埃及金字塔里沉睡的神靈、印度次大陸漸漸蘇醒的城市，以及中國大地上轟轟烈烈的事件，面對在納粹集中營里那么多徒勞企盼和犧牲了的難友，馬爾羅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迷茫，他的生命何以作答呢？不論“在場”與否，作者寫同時代的斯大林、丘吉爾、戴高樂、尼赫魯、毛澤東等元首們，以及愛因斯坦、甘地等先知們，寫過去時代留下的寺廟和陵墓，都以同樣的悲憫敘述“正在發(fā)生的事情”。在他所親歷與目睹的全部反屈辱的斗爭中，生命酷似失傳宗教中的神靈，有時又像一本陌生的樂譜。他深情地感嘆了：世上只存在一種行為，是繁星的冷漠和江河永恒的濤聲所不能征服的行為，即人類與死亡的抗爭，某種永恒的東西，對世界提出質疑的能力。
“不知生，何必談死”，這是中國先哲的人生觀。對于馬爾羅們而言，死亡比異域人更為陌生，尤其當它與自然力相結合之時。他參加過空戰(zhàn)，知道無法朝對方開槍意味著什么。當他在空中翱翔，而飛機發(fā)動機偏偏出了故障，那一刻宇宙的力量動搖了他對人類整個過往的信念。
作為中國讀者最感興趣的，也許是馬爾羅的北京之行。他在20世紀30年代初目擊過奄奄一息的中國。1965年，當以法國文化部長的身份再次來到中國時，首先想到的是“給中國人帶來希望”的長征。渡過長江、翻越雪山的是誰？長征像亞歷山大的遠征。他以磅礴的筆力再現了那段史詩般的歲月，如臨其境地描寫了對瀘定橋的飛奪。那支黑暗中的火把部隊，那些彎著腰的戰(zhàn)士，那些從東方古老國度的墳墓里站起來的人，他們從峽谷上懸掛的鐵索的一端，走向了歷史的另一端。那不只是人民公社的國家，不只是高爐和大工廠，甚至不只是原子彈，而是長征的國家。
馬爾羅把延安贊為再生的斯巴達。真理、傳奇，還有使過去的戰(zhàn)斗成為史詩的無形力量，一切都凝聚在那些布滿簡樸窯洞的山崗上。沒有一個地方能比那兒更強烈地展示中國人神話般的力量。他因此認為亞洲的命運不在別處，而在北京。他對這個東方古老國度抱有深深的期許，因為他本人也是富于獻身精神的理想主義者。
馬爾羅尤其注意到毛澤東不斷革命的思想，以及令來訪者驚訝的口吻，“有點傷感，也許帶有嘲諷，然而首先是自豪。他還在猶豫，他在猶豫什么我清楚�！�
人也是他自己所掩飾的東西，而東方的秘密就是被代表。馬爾羅不無悲哀地察覺到當時人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那正是即將爆發(fā)“文革”的1965年，是動蕩的前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