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確診艾滋病3年了]()
丈夫確診艾滋病3年了，于平平說，她不嫌棄丈夫，她很看重這個家。記者秦
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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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因醫(yī)院輸血不慎感染了艾滋病。妻子毅然走上訴訟之路，狀告醫(yī)院為丈夫討還公道。
歷時3年，夫妻歷經(jīng)磨難最終勝訴，獲得賠償。
與艾滋丈夫朝夕相處，妻子坦然面對，她說，這是一種責任，做人就應該這樣。
在于平平和丈夫租住的家中，珍藏著一張溫家寶總理和李永生握手的照片。照片是2003年冬天，溫家寶總理到地壇醫(yī)院看望艾滋病人時照的，于平平說，這是她家最珍貴的禮物。
2004年11月26日，山西境內(nèi)剛剛下過一場大雪，于平平和李永生租住的家里，寬敞的院里曬著海帶，種著香菜、菠菜和小蔥，門上貼著門神，與任何一個農(nóng)家沒有區(qū)別。
這是李永生確診艾滋病后的第三個年頭，也是兩人結婚的第14個年頭。這些年，于平平和李永生一直生活在一起。
作為山西運城一位普通的村婦，35歲的于平平幾年來歷盡甘苦。2001年7月起，她帶著被查出患有艾滋病的丈夫輾轉(zhuǎn)求治，為了討回公道，她將因為輸血不慎導致丈夫患病的山西省某地級醫(yī)院告上法庭。2003年7月，案件以庭外和解告終，她為丈夫爭取到了醫(yī)院的賠償。
噩夢從丈夫燒傷開始
于平平的故事要從8年前講起。1996年10月的一天，剛剛起床的于平平正給在水泥廠上夜班的丈夫和不到兩歲的女兒準備早飯，鄰居大嬸在門外看見她就吃驚地大喊：“你怎么還在家，你知不知道廠里昨天夜里出事了？”
“出啥事了？”“昨天廠里發(fā)生爆炸，當班的幾個人全被燒傷了�！庇谄狡疆敃r就癱倒在地上。她說她的人生就是從那一刻起完全改變了。丈夫當時燒傷面積達90%，在當?shù)匾患掖筢t(yī)院，他被大量輸血，接受了植皮手術。
8年后的今天，記者見到的李永生，高大，消瘦，膚色暗黃，腦子時不時會混沌，記憶力差，據(jù)說這是吃治療艾滋藥物的正常反應。除了手背和胳膊上還可以看到植皮后的痕跡，燒傷的外皮膚基本上已經(jīng)恢復，李永生自己也認為他是那幾位燒傷同事中恢復最好的一個�？墒鞘虑椴⑽淳痛肆私�。
2000年10月，李永生開始腹瀉不止，怕冷，總是犯困。于平平帶著丈夫到處求醫(yī)，從河津到運城，從運城到西安，輾轉(zhuǎn)近十所醫(yī)院。終于，2001年5月底，李永生被陜西省衛(wèi)生防疫站確診患有艾滋病。
我一開始就決定要打官司
知道丈夫確診艾滋病那一天，于平平在西安街頭一直的走，從中午走到晚上，直走得腳底血肉模糊�！皼]有痛，真的感覺不到痛。當時腦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該怎么辦�！庇谄狡綆缀鯖]有猶豫就斷定李永生是那次燒傷住院時輸血感染上的艾滋病�！澳且豢唐�，我就決定要為丈夫打一場官司。”于平平說。
幾天后，于平平孤身一人來到北京。在此之前，她到的最遠的地方是距離運城三小時路程的西安。
這次來京，于平平順利找到了治艾專家曹韻貞教授，并于2001年7月13日，將李永生送入地壇醫(yī)院進行治療。同時，于平平開始了另一項艱難的工作：請律師打官司。
何時才能跨過法院的門檻
于平平承認打官司很難很難�！斑@是一家在當?shù)睾苡型尼t(yī)院，我沒有錢，我不想走太多冤枉路，我一開始就想在北京找律師�！�
在北京，于平平輾轉(zhuǎn)找到了一位有經(jīng)驗的律師，這位律師曾成功代理過好幾起醫(yī)療事故賠償?shù)陌讣�。這是2001年的8月。之后，于平平一直和律師保持聯(lián)系。律師建議她直接到山西省高院立案。
可是，立案卻成了最大的困難。因為于平平丟失了幾乎所有的證據(jù)，除了可以證明李永生在那家地區(qū)醫(yī)院住過院外，連病歷和輸血證明都沒有。按照法院立案的程序，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原告、有力的證據(jù)。于平平顯然不夠條件。
這期間，于平平也多次前往山西省高院立案庭詢問�！懊看慰吹礁咴洪T前高高的臺階，我都會想，這么高的臺階，這么高的門檻，我什么時候才能跨過去呀？”于平平說當時的自己，外表看起來很堅強，其實內(nèi)心既敏感又脆弱。
她說得最多的就是我理解
2002年春天，于平平帶著李永生到北京買藥時，再次見到自己的代理律師，律師面有難色，說：“這個案子很難，如果你放棄，對我來講也是種解脫�！�
于平平幾乎喪失了全部的信心。李永生也勸于平平算了，別再打官司了，家里也沒錢再折騰了，還是給自己考慮一下出路吧。
那天夜里，于平平懷著最后一線希望，打電話給大姐夫的一個外甥，這位外甥將于平平介紹給了京都律師事務所的楊大民，這是一位一直致力于做法律援助的年輕律師。
楊大民決定為于平平提供法律援助。兩年后的今天，楊大民再次回憶與于平平的交往時說：“這個女人似乎沒有抱怨過任何人，包括醫(yī)院，包括法院和以前接觸的律師，也包括沒有給她提供幫助的李永生的家人。她說得最多的就是我理解，我知道�！�
2002年3月，于平平卻意外地收到了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開庭通知。山西省高院最終還是受理了這個案件�？紤]到屬地問題，將其分由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墒牵S后的取證卻異常艱難。
2002年4月1日，楊大民得知最高法出臺了舉證倒置的條例，楊大民向于平平建議撤訴，再重新上訴重新立案。于平平接受了楊大民的建議，撤訴后重新上訴。案子終于立了，可是于平平又一次撤訴。
庭外和解獲得了賠償
于平平撤訴的原因是被告的那家醫(yī)院主動找到她要求和解。
于平平表示，她之所以愿意接受庭外和解，是聽說了很多執(zhí)行難的情況。她說：“我擔心到時即使勝了，勝的也是一紙空文，李永生和這個家庭需要實際的幫助。”
2004年11月28日，面對記者，那家醫(yī)院沒有人愿意談起當年的情況。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這個地區(qū)的大醫(yī)院都有一批長期聯(lián)系的賣血人群。
他們在接到醫(yī)院需要用血的消息后，會很快到達醫(yī)院，很多時候就是這個床上躺著賣血者，隔壁床上躺著輸血者，那時，對于賣血者血液的檢驗，還沒有艾滋這個項目，甚至沒有肝炎的檢查。
醫(yī)院以一種默認的態(tài)度，找到于平平，希望通過一些經(jīng)濟補償讓她收回訴訟。于平平答應了。2003年3月底，于平平和醫(yī)院簽訂了協(xié)議，醫(yī)院賠償28萬元，于平平承諾不再追究。
于平平說她直到現(xiàn)在都沒有恨過醫(yī)院，恨過大夫。因為這不是醫(yī)院的錯，是當時的社會大環(huán)境造成的，要怪只能怪李永生運氣不好。這一點，李永生也表示認同，他說：“我已經(jīng)是不幸中的萬幸了，生病以來，我得到了很多關心�！�
她很多時候是為別人活的
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溫家寶總理到地壇醫(yī)院看望正在這里住院治療的艾滋病患者。李永生有幸成為與總理見面的艾滋病患者。后來，溫家寶總理和李永生握手的鏡頭就上了電視，李永生在村子里也成了名人�？墒�，知道李永生病情的人越多，于平平的思想壓力就越大。
2001年年尾，還住在丈夫工廠宿舍里的于平平突然決定搬家。原因是女兒班上有個同學跟她說，你爸爸有傳染病，我們不跟你玩。于平平第二天就收拾東西回了老家農(nóng)村。她說：“我不能讓孩子這么小就生活在歧視中�！�
回到老家后，為了不影響別人，李永生和于平平在鄰村找了處閑置的院落，以每年200元的租金住了進去。
漸漸的村里人也都知道了李永生的情況，于平平又將孩子轉(zhuǎn)進縣城，交給姐姐撫養(yǎng)。
其實，很多人并不理解于平平的選擇。幾個相熟的婆姨就附在于平平耳邊說：“從他燒傷到現(xiàn)在，你付出的已經(jīng)夠多了，你還年輕，你應該給自己找一個更好的歸宿�！�
于平平自己也矛盾過，她說，其實跟李永生的生活里，早已經(jīng)沒有了愛情，只是一種責任。很多時候就是覺得做人就應該這樣。“基實我每次矛盾時，就會考慮，我就這么拋棄他，別人會怎么看，將來孩子會理解我嗎？以后我自己會原諒我嗎？所以我絕不會拋棄他的�！�
李永生生病后，脾氣變得越來越暴躁，經(jīng)常莫名的煩躁，甚至毆打于平平。記者見到于平平時，她上次被打骨折的那個無名指剛剛復原。于平平說，李永生每次打她，她都有種一去不回的沖動，可是一看見李永生病殃殃吃不好睡不好的樣子，心就軟了，就覺得還是應該陪他走到底�！拔铱梢岳斫馑娜魏闻e動，畢竟他是病人。”
說到打人，李永生當著記者的面哭了：“每次打過她后，我都很后悔，可是我當時就是控制不住。”李永生說他不敢想沒有于平平的日子，沒有她，他肯定活不到現(xiàn)在。
“她活得很累，很多時候她是為別人活的�！庇谄狡降牡艿苓@么說姐姐。他曾在得知姐夫病情的第一時間，就勸姐姐離開姐夫，起碼不要在一起繼續(xù)生活，可是姐姐沒有聽他的。現(xiàn)在，他已經(jīng)默認了姐姐所做的一切。
臨走時，于平平提了一個要求：不知道北京有沒有人愿意收養(yǎng)小孩，她想讓女兒遠遠離開家鄉(xiāng)，離開艾滋病的陰影。(應當事人要求，于平平和李永生均為化名) 記者秦文
京城律師倡議給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法律援助
律師界希望以個案推進艾滋病立法
本報訊(記者魏銘言)昨天，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向中國律師界發(fā)出呼吁，希望律師主動向權益受到侵害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法律援助。
這個呼吁，由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田文昌和律師楊大民共同提出。田文昌承諾，如果艾滋病人認為自己的遭遇，包括感染侵害，社會歧視、隱私被公開或救治無門，并愿意訴諸于法律的，他都愿意無償提供法律援助。
楊大民律師曾代理過一起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人身侵害案。
通過這起案件，他從中感受到了艾滋病人的困境，“很多艾滋病毒感染者、患者最急需的是社會理解，最缺乏的是法律援助”。
據(jù)了解，目前律師業(yè)界普遍認為，艾滋病法律援助的難點在于，許多感染者不愿在法庭上公開身份，他們擔心那樣會引出更多的尷尬和麻煩；另外，艾滋病的感染途徑隱秘，感染者作為弱勢個體，很難拿到有力的證據(jù)證明自己被感染的過程是受到了人身侵害。
雖然昨天起開始實行的新《傳染病防治法》中也出現(xiàn)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等字樣，但在目前的中國，尚沒有針對艾滋病人群法律權利與義務的明確法律法規(guī)。
田文昌認為，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法律援助，不僅僅是指起訴病毒傳播方打賠償官司，還包括感染者生活、就業(yè)、為人的各種層面。比如：反歧視，感染者隱私不能成為媒體的炒作對象，感染者不應被拒絕就業(yè)，感染者應享有與普通人一樣的正常生活權益等等。在立法層面，田文昌呼吁每一位有社會責任感的律師，能通過個案的解決推動中國政府為艾滋病立法的進程，比如：通過法律途徑幫助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重新回到工作崗位。
鑒于目前感染者與律師之間尚沒有通暢的信息溝通渠道，田文昌和楊大民希望關注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社團、組織能夠與律師界很好地結合起來，以推動中國艾滋病的法律援助進程。
責任編輯：孫琦
